“四个全面”与国家发展动力重构-腾龙娱乐中心

    站位要高、视野要宽、格局要大，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整体逻辑和国际化现实图景两个维度，对国家发展动力重构进行历史方位描绘，以此保证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疑是国家动力重构的首要问题。

    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历史方位

    国家发展动力重构，既不能撇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整体逻辑，也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潮流趋势。观察当下没有历史眼光，自话自说缺乏国际视野，都不能实现对国家发展动力的优化升级。

　　现代化维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把任期工作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整体逻辑统一起来，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使命感主动顺应“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以此为遵循架构政治空间和工作任务，进而才有“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样清晰的政治方位和奋斗目标。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和情怀，能够自觉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置到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整体当中去理解，使十八大领导集体的政治小周期主动顺应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周期。这既体现了党中央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也充分体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历史的内在延续性和统一性回应，注定中国未来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大生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在重塑国家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的选择中，一定会自觉继承历史底蕴和逻辑，主动顺应现代化趋势和方向，只会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自觉、更主动、更专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参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坐标中只会更雀跃、更权重、更丰满。国家发展动力重构也只有在现代化的链条上才会找到其首要逻辑和历史方位。

　　国际化维度。“无论在物质产品方面还是在精神产品方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的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闭关锁国就已经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国就已经被动地进入“世界历史”。和历史上被动的“门户开放”不同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自觉加速了走向“世界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到今天中国已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贸区”、“ 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由中国出面领导组建的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已经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由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正变身为领导者和引领者，全球化的不可逆注定中国必将继续加大“走出去”的广度和力度。因此，把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作为衡量中国新型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标准，既符合中华民族历史逐步成为“世界历史”的长期趋势，也符合中国未来亟需拓展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中国的发展空间已经离不开世界，“世界历史”的演绎也愈加需要中国的担当和尽责。国际化、全球化、世界性、区域性等现代国家特性不可背离，只能跟进，中国可以主动选择自我认同的国际化方式和策略，可以加大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元素和比重，也可以抬升中国在未来全球格局中的份额和主动地位，增强话语权，但唯独不能拒绝和放弃国际化参与。这既是衡量中国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重塑发展动力、开发发展空间的主要途径。国际化的纵深参与程度是国家发展动力评估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发展动力塑造的未来主流方式。只有在中国元素国际化的份额上升中，中国才会真正形成新的发展比较优势。所以，关于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历史方位，一定要加上国际化考量，以此来保证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时代性和空间性。

　　现代化是内生指标，国际化是外生指标，只有内外兼修，把本土逻辑与国际逻辑两个参数结合起来，中国国家发展动力体系才会兼具历史与全球两种品格，才会在国家发展实践中取得成功，也才能真正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四个全面”在国家发展动力重构中的重要功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四个全面”划分为一个目的和三个手段的关系，这种划分的有效性是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空间为前提的。当我们把“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到中国梦的政治构想中去理解的时候，其不言而喻的当下性和举措性就十分确定和明显。因此，我们从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视角去审视“四个全面”的巨大政治效应，不仅是适当的，而且也唯有在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未来性当中才能获得对“四个全面”巨大政治效应的全面认识和理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发展动力重构中的目标指引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宣告一个新的政治周期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新周期里党的政治重心的转移和自觉。新的战略目标确认，毫无疑问是国家发展新动力重构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则可以从机制上实现目标激励，另外还可从要素上加强促进发展的社会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小康社会的内涵设定了16个基本检测和临测值，其中包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支配收入、住房面积、蛋白质摄入量等个体均值和恩格尔系数、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教育娱乐支出、森林覆盖率、初级卫生保健等社会均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应有的政治存在感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中国梦实现的基础条件积极出场的，之所以存在这种关联和区别，主要是由于十八大的任期空间与中国梦的政治空间差异造成的。因为十八大的任期逻辑必须服从于中国梦的整体逻辑，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逻辑也理应服从实现中国梦的手段逻辑。换言之，它是作为中国梦政治构想的实现条件和前置基础存在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国家发展动力重构从内涵和外延上理应与中国梦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再造国家发展动力，就是按照中国梦的顶层设计来实施国家发展的战略步骤。一个发育充分、功能完善、强大有力的社会，无疑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基础和途径，是中国梦走向现实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生产和储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构造，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国家发展的生态结构，另一方面有利于优化承载中国梦的社会基础功能。社会财富的积累、教育科技水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无疑都为未来社会的持续增长和理性繁荣打下必要的现实基础。建设今天的社会，就是在铸造明天的繁荣。

　　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发展动力重构中的活力再造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构想中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伟大改革构想，为未来的国家发展打开了巨大的改进空间，凝聚了坚实的社会共识基础。国家发展动力强弱，根本上取决于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强弱。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多年释放出巨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发展红利，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奇迹。然而当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我们不得不开始检讨过去粗放式增长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社会分配不公、效率衰退、政治腐败、政府低效等问题，都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方式，重塑发展动力。经济转型的背后是权力转型，政府主导型经济要让位于市场主导型经济，说到底就是政府（权力）配置资源让位于市场（资本）配置资源，也就是重新塑造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政治框架下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发生扭曲，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和低效，影响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就是要从根本上厘清权力与资本的边界，重构各自的功能。政府（权力）转型的背后，必然要求政治转型。政治转型是通过政治要素转型来完成的，从八项规定开始，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都是在促发政治要素的积极转变，力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能力转型、作风转型、廉政转型、思想转型、队伍转型、制度转型等政治议题的提出，都是希望通过推动政治要素的改革和转型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总目标，也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还是通过政治技术杠杆的运用，引发政治、行政权力的道德转变与实践转型，进而达到去杠杆、挤泡沫、调结构，重塑国家发展动力，激活要素活力与分配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国家发展动力重构中的法制保障功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社会结构、厘清权力关系、重构政治生态、培育发展动力，都离不开法制的保驾护航。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速度、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失衡，局部引发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制资源供给的短缺、滞后以及法治过程的部分缺失与软弱无力造成的。由于法律资源和功能的缺位，必然带来经济监管的低效和软弱，社会管理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政治监管的薄弱和生态破坏。一旦法律的共识和规范遭到削弱，国家健康发展的良好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文化秩序、道德秩序、生态秩序都必将遭到破坏和侵蚀，国家发展的整体能力势必就要受到减损。随着改革开放的红利释放和发展积累，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政党结构已经趋于成熟，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生态力量和党的建设也都得到充分增长。要管理好领域分化、结构完整、功能齐全、力量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态，没有法制的杠杆力量，很难完成如此繁重的现代国家管理重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律觉醒与自觉，是真正塑造国家发展能力和动力体系的治本之策。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诸多法治环节的建设和完善，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完成，中国国家发展才有了长久可靠的机制保障，国家发展能力中的诸要素体系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国家发展动力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作用才能得到持久保护。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发展能力有效培育的长期基础，是国家发展新动力诞生和成长的“护城河”与“防火墙”，是国家发展动力内生机制保持生命力的安全屏障。中国发展到今天，资本和市场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官民博弈也会逐渐为劳资博弈所代替。一旦政府退出市场，利益分配和博弈就主要由市场独立完成。在产权日趋明晰和完善的情况下，物权必将成为市场的重要一极。由此权力与产权的关系核心就转变为人权与物权（产权）博弈，人权与物权只有回归到法律框架，政府只有当好裁判，确保市场博弈过程的有效和有序，输赢由市场裁定，如此政府才算回归主业，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官员群体也必然向政治家群体转变。

　　全面从严治党——国家发展动力重构中的政治保证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发展的领导核心，直接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党的政治生态就是国家发展的主流环境，党的政治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就是国家发展动力的主导因素。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方式、执政道德、执政效率、执政成本直接制约着国家发展的理念、能力、水平、方式、道德、效率和成本。党的执政结构与国家发展结构的同构化和同质化，不仅决定着国家发展动力的内在结构和作用方式，而且也主导着国家发展动力外围要素的分布方式和效能。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规范权力的分配和使用，杜绝权力的扭曲和滥用，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发展环境和氛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就会发生权力滥用和腐败，就会出现社会资源错配、关系扭曲、道德下降，企业和社会运行成本高企，经济发展结构失衡、效率低下，最终影响和阻挠发展。从中国发展动力的视角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体制的特点决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已经出现的诸多问题解决都要寄望于党的强有力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在塑造国家发展的健康环境，同时也是直接为发展注入道德和动力，是党在领导发展，也是党在规划发展的目标和途径。所以党的领导力、执行力就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新领导力、新执行力就是国家发展的新动力。具体来讲，作为领导核心，党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第一，用好干部，加快干部队伍的流动性，解决好能上能下的问题。第二，做好决策，从世界领袖大国和现代国家体系两个角度谋划中国未来发展空间。第三，抓好落实，用现代民主和法制手段来规范未来国家发展形态。

    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

　　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就评价本身而言，难以跳出政治体系的自我逻辑和理解；另一方面，就动力本身的属性而言，结构形态上既可以是要素也可以是体系，存在类型上既有量化部分也有不可量化部分，评价方法上既可定量又可定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要做到科学评价，首先就要对中国今天的发展与成就做出一些前瞻性的认知。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国际贸易份额、全球影响力等权重指标已经大幅靠前，后续中国可能面临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窗口，gdp总量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这必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中国已由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逐渐转变为领导者和引领者，我们在对中国发展动力评估时，就要事先对这些未来性积极变量做出认真考量，要把过去习惯以欧美为重要参照的外生性评价转变为以中国领袖大国为主的内生性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愿景必将超出欧美体系的范畴，必须要确立一套以我为主的中国标准，该标准必将会因中国国际地位的积极变化而极具国际性，我们理应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次，在对中国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上，要对现代化的科技因素与制度因素进行有效区分，技术上落后可以继续学习赶超，但制度上一定要充满自信并不断完善。最后，要对改革开放的阶段性做出有效区分，要看到输出性改革逐渐取代输入性改革的必然性和趋势性，尤其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管理、技术、价值观、文化的输出进程必将加快。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发展动力评估应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维度。

　　第一，创新驱动能否突破。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靠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有落实好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深层次问题，理应把创新能力能否突破作为评价国家发展动力重构成败的首要标准。

　　第二，发展效益能否提升。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承载的压力和困境。中国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结构性问题，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民族宗教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文化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的红利都在逐渐消耗，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基尚未牢固，人权、法制、民生、效率、公平等更高层次的统筹难度正在逐渐加大，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发展效益的优化，提升发展效益就是营造发展环境和激发发展内生动力。粗放式发展让位于集约型发展、数量型发展让位于质量型发展、外延式发展让位于内涵型发展、局部发展让位于全面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发展重塑动力的不二选择。

　　第三，发展代价能否减少。中国以往赖以发展的要素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制约了人口红利，城镇化结束了廉价土地，法制和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终结了低法制、低人权的透支红利，改革深水区的难度抑制了改革红利释放的速度。一旦旧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终结，就意味着传统的发展成本支付系统开始失灵。如何让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真正做到统筹兼顾，关键是要降低发展代价，扩大发展收益和盈余，抵消发展红利减损，重塑发展要素支撑系统，确保实现平稳发展、科学发展、循环发展，这是衡量国家发展新动力成色的重要考量，也是发展晋级对动力系统提出的内在要求。

　　第四，发展风险能否管控。随着发展体量增大、领域增多，中国发展的波动性将会逐渐增强，开放市场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将会逐渐增大，中国发展的风险管控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在国家转型升级的发展动力重塑过程中，有效提升各级政府的专业化水平、增强国家发展风险管控能力、打造风险防范系统和应急机制、筑宽筑牢国家发展的“护城河”和“防火墙”，势必成为现代国家发展动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风险管控的能力和水平、风控体系的水准和专业下沉度，也必将成为检阅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第五，政治社会稳定能否保证。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在政治逻辑上极大强化了对经济高增长的依赖。就“拉美陷阱”的发生来看，用经济绑架政治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经济增长不足以解决发展的所有问题，发展的框架结构也不应该只有经济一个准绳。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维护都有对经济增长的强烈需求，但经济高速增长不必然带来这些领域的安全提升，增长也不必然就是发展。因此，在国家发展动力的构造过程中，一定要走出gdp的单向度崇拜，同时注重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弥补短板，真正夯实托举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制度基石、社会基石、精神基石和生态基石。着重把发展成就转化为政治稳定的利好，用政治稳定去支持、维护和规范发展，努力实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共赢，这是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应有要义。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